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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专栏Party building column

从古田会议看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发布时间：2022-04-07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这就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到这里开会具有标志性意义”，“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进”。重温古田会议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具有深刻启示。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转战过程中，红四军领导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认识军事斗争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攻击“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主张“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立党的绝对领导。但是这次会上，他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同志正确认识和接受。大会在党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党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并于会后来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出击东江失败后，整支队伍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党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的文件后，立即认识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1929年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会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汇报。汇报中，他如实说明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表示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按照会议精神，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信以及自己与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的要点为基础，起草了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份文件，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上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随后，按照九月来信精神召开的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并提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成为“领导的中枢”，“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以确保人民军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忠实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的关键所在。今天，重温古田会议，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队伍，红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至关重要。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根源就在于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除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外，还存在着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流动游击”的流寇思想等问题。一些党员个人主义倾向严重，有人谈到党的领导时甚至反问：“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

　　古田会议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特别是从红四军的实际出发，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就初步回答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今天，重温古田会议，要求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

　　一些红军指战员缺乏纪律意识，是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有人意识不到“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他认为如此这般，“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为了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落到实处，古田会议总结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纪律规矩。比如，强调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等等。

　　古田会议作出的这些规定，很快在红四军内得到贯彻，随后在其他红军队伍中也逐步得到施行，并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重温古田会议，要求我们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并及时总结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党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严明的纪律规矩增强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打铁必须自身硬。一个政党进行社会革命不容易，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容易，而不进行自我革命就必然被历史淘汰。古田会议正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进行了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

　　为了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不纯问题，古田会议批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强调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

　　当时，红四军内部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军官打人现象，军队内外关系也颇为紧张。特务支队第三大队队内士兵因常常被打，4名火夫、1名特务长及2名班长纷纷离队，其中一位班长萧文成临走前留下一封信，申明自己并非反革命，而是因受不了压迫才逃跑。

　　为了解决打人、滥施肉刑的问题，并提高红四军处理内外关系的能力，古田会议强调红军要坚持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官兵关系上，强调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在军民关系上，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工作上，要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今天，重温古田会议，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消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通过系列问题的逐步解决，持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前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来源：2022年第4期《党建》杂志　作者：毛胜，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监制/有宝华责编/刘文韬编辑/王碧薇制作/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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